其他杨、墨、尹文之言，苏、张、孙、吴之术，辨其源委，挹其旨趣，九流之所分部，《七录》之所叙论，皆于物曲人官，得其一致，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。

说到经学与子学，确实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之后，经学在两千多年历史的长河中一统天下，处于独尊地位，而子学则处于附属的地位，到了明清以后经学越来越出现了僵化和停滞，所以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指出：‘经学和‘子学，两面对比，‘经学的特点是僵化、停滞，‘子学的特点是标新立异，生动活泼。国学的实质在学，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，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。

经史子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经验历史与智慧财富的开发。[24]李学勤：《国学的主流是儒学，儒学的核心是经学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2010年8月4日。农家者流，盖出于农稷之官。后来冯友兰也强调中国哲学史必须与经学分离而独立，以西方哲学为蓝本来建立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范式。新经学则以国学（在这里，国学特指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学术）为研究对象，超越传统经学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研究范式，根据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全面总结、吸收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各家思想学术的精华，推陈出新，是国学之经学。

狭义的国学，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，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，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，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、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。政典备，可见一王之法。当今之世，巧谋并行，诈术递用，攻战不休，亡国辱主愈众，所事者末也。

邵雍还说：善化天下者，止于尽道而已。（《荀子·王制》）故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：法者，治之端也。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，治道是一个复杂而自成体系的概念，既包括‘治之道，又包括‘治之具。荀子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发展，使礼治与法治的结合更加紧密，使这种政治模式理论臻于完善。

庆赏刑罚，欲必以信（《荀子·议兵》）荀子把公平看作在司法的重要原则：故公平者，听之衡也。在以一知万的基础上，以一行万，实现社会伦理秩序统合如一，最后以一持万，推礼义之统,分是非之分，总天下之要，治海内之众，若使一人。

例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《2005年社会蓝皮书》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：扩大社会中间层，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，理顺收入分配秩序，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，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，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，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，建立一个更加幸福、公正、和谐、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。《小雅》之所以为《小雅》者，取是而文之也。[39]张京华：《儒家思想的转变：荀子和韩非》，孔子2000网站。关于霸字，据近人罗根泽考证，王始于周，霸始于春秋，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仪礼》《春秋》并霸字而无之，至《论语·宪问》始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。

急得其人，则身佚而国治，功大而名美，上可以王，下可以霸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意思是说，只要尽量地扩充人生来就具有的善心，就能认识人的仁义礼智道德本性，而一旦认识了人自己的本性，就是认识了天的本性，所以，人即天，天即人，天人于是可以合而为一。（《荀子·天论》）天不能任意降人以吉凶祸福，天道不能干预人事，人类社会的治乱只能从社会自身去寻找。至于王霸以政治分别，已到了战国初。

荀子的礼法并用是有区别和侧重的，礼法实质上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层面。中国在以前于治道，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。

不仅如此，诸子还热衷于政治实践，他们都热切地企盼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付诸实施，其人生理想、学术归旨，目标都指向了政治实践。周之东迁，文武之功德于是乎尽矣。

慢者，轻慢也，故必须纠之以猛。特别是，用武力征服，还是用道德感化，在庶民那里，还会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。在孔子那里，天道是一个重要方面，但主导的还是人道思想。肖公权说：荀子之政治思想以法为末，以人为本。荀子在论及霸道时说它非本政教也，非致隆高也，非綦文理也，非服人心也，而是靠乡方略，审劳佚，谨蓄积，修战备，齿刍然上下相信，而天下莫之敢当。治之道则是对此方法、工具、器物、制度的取舍评判的标准它所关切的是人类的文化价值理想，所以是哲学的，作为治的形式因，大体相当于治之理，可谓狭义的治道。

[22]胡适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卷上），姜义华主编：《胡适学术文集·中国哲学史》(上)第96页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。违礼即违法，违法亦违礼。

诛赏而不类，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。[11]徐复观：《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·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》第290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。

法是靠人来制定的，人的善恶决定了法的优劣。在就使他的道具有了更为广泛、深刻的意蕴。

然后对秦国的政治情况表达了赞美，说秦国的百姓纯朴，其声乐不流污，其服不佻，对官吏敬畏和顺从，是古之民也。欲审周道，则审其人，所贵君子。故学至乎《礼》而止矣。凡人之盗也，必以有为，不以备不足，（足）则以重有余也。

道经或是书名，或是大道之常经的意思。四都到位并且不相互冲突，治道就完备了。

[⑨]郭沫若：《十批判书·荀子批判》第218页，东方出版社，1996年。故只讲王天下，不讲霸诸侯。

《荀子·儒效》:法先王，统礼义，一制度，以浅持博，以古持今，以一持万。荀子虽然认为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是必要的，但他也继承了儒家明德慎罚 的传统思想，坚持主张实行罪与刑相等的原则，特别反对滥施酷刑的惩办主义。

在同篇中又说：亲亲、故故、庸庸、劳劳，仁之杀也。因此，遂有人说，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，亦如只有吏治，而无政治。第三，理论上，人治是通过圣人和君子实现的，而在实际上，作为法的化身的不是圣人，而是专制君主，朕即法律，具体操纵法律的也往往是一些权臣法吏，甚至酷吏。（三）德主刑辅——荀子的德刑兼用 无论从过去的文献还是考古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，都有很多关于德的记载，说明周人非常重视德，大力宣扬德思想，也说明周人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是德治并与礼治相配合。

[28]阎步克：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》第197-198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。现代学者多云《大禹谟》为伪作，即是如此，这一观念也应是三代就有的，绝非后人造作。

[20]徐进：《礼治的精义及其影响》，《文史哲》，1997年第1期。以道德功力为教者，乃谓之帝矣。

伤吾民甚，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。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。